1983年4月，文革结束後的第七年，大陆民间组织了一场“大陆─台湾寻亲活动”，东北三省的报名地点在沈阳，报名截止後组团从沈阳出发，前往台湾。

    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，但是对台湾这两个字的执念，自从1945年便开始了。

    如今我也步入了中老年，随行的大都是和我一般大的岁数，五十上下的年纪，男性居多，打眼看来，车上算上我，只有六个女人。

    一路上和同行的人闲聊，因为都是同年代的人，如今又为了同一个目的而聚在一起，攀谈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那段历史。

    一个看上去很知识分子样儿的女人推着眼镜问我：“你是干啥的啊？”

    “啊，医生。”

    “医生？呵！这职业好！”

    我连连笑着推辞：“啥好呀！累！你呢？”

    “晚报记者，”她说，“我这不仅要寻亲，回去还得交稿，烦死了！”

    “哈哈，你别不知足了，咱们这一大家夥儿都是请假出来的，扣工资，你这算是公差吧？还能顺带着找亲戚，多好！”

    她把包放在侧面，往我这边凑了凑，继续聊：“其实也算不上啥亲戚不亲戚的，就是家里老爷子非说要找，不找不干，你说都七十多的老头儿了还尥蹶子，咱不去就是不孝呀，没办法！这不就来了。”

    “你这是哪门子亲戚呀？”

    “一个老爷子的什麽什麽表弟。要我说，表弟表哥的海了去了，非来找非来找！找啥呀？人家能回来咋地？得了得了，”她用力挥挥手，“不说我了，你呢？找谁呀？”

    我哈哈笑两声：“我爸。”

    到了厦门改坐船走，我有点晕船，看着绿中泛黄的海水一荡一荡的，感觉深不可测的海水中蕴藏着什麽未知力量，就像塞壬的歌声诱人前往深海。

    我记得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我们终於赶走了侵略者，本应皆大欢喜的结局，却又开启了新的序章。说着同样语言的国人成了敌人，内战开始後，我的姑姑们被爸爸逼着先跑去了台湾，搭船的时候，我那才5岁的堂妹失足跌入大海，小姑毫不犹豫的也跟着跳了下去，母女皆溺亡。

    不过在那个混乱的背景下，死俩个人，根本就是牛身上一根毛那样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
    到了台湾後一切顺利。我们住在一间还算干净的小旅馆里，耳边尽是软咩咩的腔调，像我这种土生土长的东北女人，被软咩咩的声音包围的时候，再火爆脾气也被扑灭了。

    台湾很热，非常热，特别热，空气还shi，啥都不干，光坐着都跟喷泉似的浑身呼呼冒汗，我们一般都是集体行动，直到有一天团长找我，我们在旅馆附近的一家餐馆吃饭时，他说：“你这个资料，不太对。”

    我二丈和尚：“什麽不对？”

    “我们帮你去警局查了，没有这个人，可能已经去世了。”

    “啊，这样啊，那就不找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就不找了？”

    我吃着糖水：“嗯，麻烦您了，不找了。”

    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去看别人亲人重逢的场面，而是挎个小包走街串巷。反正已经来了，又没什麽事儿，权当旅游呗！

    在台湾一共呆五天，第四天晚上我正在收拾行李，团长来叫我：“依宁？依宁？”意思性地敲了两下门然後推门进来，“有人找。”